无奈的“安倍经济学”与疫后日本经济成长战略

日本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

自1998年国内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从结果来看就是2012年名义GDP低于1997年。2013年“安倍经济学”出台后，经济增长态势复苏，几年后恢复到了1998年的水平，但此后经济增速依然低迷，企业和家庭的增长预期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一般来说，长期实际利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事实上，不仅仅是日本，欧美的长期实际利率也呈下降趋势，这也暗示了长期经济增长力正在下降。大家都担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会加速这种结构的变化。

日本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特征是“三低”，即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而这些特征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从总需求来看，政府支出补偿了民间设备投资的低迷，但财政资金主要用于社会保障而不是投资。因此，整个经济的投资受到限制，在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利率持续面临着下行压力。加上，这种特征虽然并非日本独有，但央行继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也进一步加速了利率的下跌。

众多问题所导致的总需求不足也影响了“三低”的形成，但总供给问题更为严重。根据日本银行估算的潜在增长率的变化，不仅可以确定该水平将长期处于下跌趋势，还可以推断出几个不同的原因背景。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抑制了劳动力投入的贡献，而上述设备投资的低迷不仅降低了资本投入的贡献，还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降低到了零水平附近。这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下跌。

安倍经济学的成果与课题

在安倍政府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下，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经济结构改革政策被称为“三支箭”，是经济政策的支柱。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使用最多的是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从结果来看，日本的GDP、股价、企业利润均有所增加，同时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减少，可以说该经济政策取得了理想的成果。

但是，“安倍经济学”的课题也变得清晰起来。通胀率没有达到2%的目标，而且如前所述，潜在增长率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货币宽松可以作为所谓的“强心剂”来刺激总需求，但对改善资本投入、提高生产率等总供给方面的改善却起不了什么作用。

“安倍经济学”虽然也将经济结构改革作为第三大支柱，但在这方面的政策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在日本，增加设备投资、提高生产效率等供给侧的应对主要交给民营企业，因此，政府的结构性改革能否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最终还是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应对，但日本政府很难直接控制企业。换句话说，就像日本人常说的，如果把公司比作马，把政府比作车夫，车夫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不能强迫马喝水。

新冠危机和产业政策的展望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也给日本的金融经济带来了危机，但其复苏过程也提供了新的机遇。虽然政府正在推动企业活动的数字化转型，但如果要让总供给发生巨大变化，民营企业的应对极为重要。

在日本，企业活动的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已引起了广泛讨论，企业对此也有充分的了解，但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日本的步伐还是滞后的。政府通过设立数字厅来支援转型加速虽然很重要，但企业也需要从这场危机中吸取各种教训，明确数字化的方向。

作为疫情后的成长战略，应对气候变化也变得越来越重要。2020年10月，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对比以往日本的政策，该宣言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战略。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长期低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找到有较好预期投资回报的领域。随着政府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方针政策，希望民营企业积极投资该领域。

日本政府提出的目标雄心勃勃，并明确要求汽车和电力等主要行业采取应对措施。对于个别企业而言，如果不能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未来将难以发展和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的政策战略可以对民营企业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关于气候变化，主要交给企业去进行供给侧的应对，包括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等，但将来需求侧的应对也很重要。例如，通过“绿色贷款”和“绿色投资”，可以建立一种框架，使企业可以顺利从银行和民间的投资者那里募集到所需资金。

日本的产业政策有望在未来发挥新的作用，半导体产业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目前大家正在从广泛的角度讨论加强半导体行业供应链的必要性。由于这个问题与气候变化一样具有“市场失灵”的风险，因此不仅要靠民营企业自发地进行应对，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也很重要。

希望日本政府制定的新的产业政策能对摆脱长期的经济停滞起到重大作用。

（作者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学习院大学国际社会科学院教授、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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